战事进入7月以来，密支那像天漏了一样，倾盆大雨基本少有停歇的时候。

天空不再是天空，而是一块被捅穿了无数个窟窿的铁板，雨水从那些窟窿里倾泻而下，仿佛要把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都倒在这座小城头上。密支那的街道变成了河道，河道变成了沼泽，沼泽又变成了吞噬生命的泥潭。雨水冲刷着战壕里的血水，将泥土泡成暗红色的稀粥，尸体在泥水中肿胀、漂浮，然后被雨水冲进伊洛瓦底江的支流，向下游漂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恶臭——腐肉、霉变的米饭、****、粪便和雨季特有的瘴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粘稠的、几乎可以用手抓住的味觉实体，让每一个吸入它的人都感到胃部痉挛。

中美联军的推进依然非常艰难，只能跟日军保持胶着状态。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甚至每一堵残墙后面，都可能藏着日军的火力点。双方的距离有时候近到可以听见对方的咳嗽声，可以闻到对方煮饭的味道——如果那还能叫饭的话。美军士兵把他们的口粮称为“垃圾“，而中国士兵的糙米里已经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恶劣潮闷的天气让食物发霉，前线士兵经常饱一顿饿一顿。痢疾和疟疾像幽灵一样在战壕里游荡，每天都有人因高烧而倒下，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那些医院的帐篷里挤满了伤员，手术台上永远有做不完的截肢手术——不是因为弹片，而是因为坏疽。医生们没有足够吗啡，伤员们咬着木棍，汗水和泪水在脸上汇成小溪。

更糟的是军心。美方前两任指挥官——麦凯布和柏特诺——与中方官兵关系都处不好。麦凯布的傲慢和柏特诺的愚蠢，像两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割蚀着中美联军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美军士兵抱怨中国士兵“只会挖洞“，中国士兵则咒骂美军“只会躲在后面开炮“。军心开始浮躁，怨气在战壕里像沼气一样积聚，随时可能爆炸。

直到郑洞国受命带着幕僚们飞到密支那后，凭借他的威望才稳定住人心。

郑洞国抵达西机场的那天，也是一个暴雨天。他的c-47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时，轮胎溅起的水花高达数米。他走下舷梯，没有打伞，任由雨水浇透他的军装。他身材中等，面容清癯，两鬓已经斑白，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他是中国驻印军的副总指挥，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老将，是在长城抗战中流过血的军人。他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入动荡的水面，让那些躁动的涟漪渐渐平息。

杨希真站在人群中，看着郑洞国与韦瑟尔斯握手。那个画面很有意思——一个中国中将，一个美国准将，在暴雨中相视而立，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然后同时转向地图。那一刻，杨希真感到某种东西在悄然改变。

杨希真偶尔随同布林德参加到指挥层的军事会议中，发现接替柏特诺的韦瑟尔斯相对更低调务实，可靠得多。韦瑟尔斯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身材魁梧，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州口音。与柏特诺那种在地图前指手画脚的做派不同，韦瑟尔斯更喜欢到前线去。他的军服上总是沾着泥点，靴子上永远有新鲜的血迹——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在战壕里摔跤蹭破的。

韦瑟尔斯清楚自己实战经验不足。他在西点军校教了多年战术，但真正指挥这种残酷的巷战还是头一遭。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在美国军官中极为罕见的姿态：谦逊。一方面，他常到前线巡视掌握状况，与中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学会了用蹩脚的中文说“挖战壕“和“手榴弹“；另一方面，他认真听取中方各级将领的合理化建议，不再盲目进攻。

在指挥方面，韦瑟尔斯充分尊重郑洞国，不时虚心请教，等于把调度中美联军的指挥权实际交给了郑洞国。这种“让权“在美军将领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韦瑟尔斯做得自然而又诚恳。他知道，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些用血肉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人面前，军衔和国籍都不如胜利重要。

郑洞国同样深知自己任务艰巨。国内战事一塌糊涂，河南丢了，长沙丢了，衡阳正在血战。前线武器弹药急缺，国内战场几近休克，唯有尽快打通密支那，才能让驼峰航线的运力翻倍，才能给国内战场紧急输血。他肩上扛着的，不只是密支那的几条街道，而是整个中国战区的生命线。

蒋中正先是让他在7月7日抗战爆发七周年之际，再次发动一次全面进攻。这命令不得不遵从——那是委员长亲自拟电，语气斩钉截铁，说这是“政治攻势“，是“向盟邦彰显中国军人之决心“。但郑洞国也清楚，没有找到日军阵地的薄弱处予以突破，很多牺牲都是无谓的。在7月7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里，用士兵的生命去满足领袖的政治表演，这是一种他熟悉却又深恶痛绝的荒诞。

因此，7月7日的进攻仍是延续此前的套路。天还没亮，郑洞国就站在指挥部的瞭望台上，看着暴雨中的密支那城。闪电不时撕裂夜空，照亮那些断壁残垣，像一幅被撕裂的地狱图景。

作了一番战前动员后，他给全体官兵讲明夺取密支那的利害关系——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面子，是为了国内战场上那些正在挨饿、正在流血、正在等待援兵的同胞。然后，进攻开始：先以空中轰炸，p-40和b-25的机群在暴雨的间隙中俯冲而下，炸弹在日军阵地上炸起一团团泥水和火光；接着重炮轰击，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将密支那的北区打成一片火海；最后，步兵再往前推进。

郑洞国站在雨中，听着前方的枪炮声，脸色铁青。他知道，这种三板斧的战术，日本人早已熟悉。他们像地鼠一样钻进地下，等炮火停歇后再钻出来，用机枪和掷弹筒收割那些冲锋的士兵。

进攻结束后，郑洞国便四处巡察寻找最佳突破点。他坐着吉普车，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从一个团部到另一个营部，从前沿观察哨到后方救护站。他看过了太多的伤亡报告，看过了太多年轻的面孔在担架上变成灰白。他必须在下一次进攻前，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布林德便受郑洞国邀请，陪同韦瑟尔斯一起坐上飞机进行战场实时观测。那是一架改装过的l-5联络机，驾驶员是个胆大包天的美国上尉，能在暴雨和云层之间找到短暂的视野窗口。飞机在密支那上空低空盘旋，高度低到可以看清地面上士兵头盔的反光。

在空中，他们看到联军的陆空炮火覆盖已经足够广，但对日军的有生力量杀伤很有限。炸弹和炮弹将地面翻了一遍又一遍，但那些弹坑很快就被雨水填满，变成一个个浑浊的水塘。日军的阵地像一块被反复捶打却永远不死的海绵，吸收着联军的火力，然后以同样的烈度反击。

一旦联军炮火袭来，日军就全都钻到地下躲避。密支那的地下工事系统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那是日军第114联队用了数月时间，依托城市下水道、银行金库、教堂地下室和民居地窖，构筑的一个立体化的地下迷宫。待炮火停歇，中美步兵们跃进时，他们又从地下钻出来，从窗口、从墙缝、从瓦砾堆后面，继续实施阻击。甚至利用广联的地下通道，时不时再夺回一些失地。

这印证了此前顾岩盛所报告的：日军一直凭借其坚固的坑道工事，靠躲避空袭和炮击的灵活战术，让联军很难有效推进。顾岩盛是郑洞国的情报参谋，一个沉默寡言的湖南人，他派出的侦察兵已经有三批没能回来，但带回来的情报救了不少人的命。

从空中观察完后，郑洞国得报：42团利用最新的*****啃下硬骨头，攻占了坚固的火车头要塞。那是密支那铁路工厂的核心据点，日军在一个巨大的蒸汽机车头后面构筑了永久性火力点，机枪孔被钢板焊死，手榴弹塞不进去，迫击炮打不准。最后是42团的一个喷火兵小组，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爬过三十米的开阔地，将两罐凝固汽油喷进了机车的煤水舱。火焰从钢板缝隙里钻进去，将里面的日军烤成了焦炭。据说，那辆机车后来连续烧了三天，黑色的烟柱即使在暴雨中也没有熄灭。

41团也拿下八角亭，配合150团推进到第一条街区。那是密支那老城区的一个佛教建筑，八角形的亭子在炮火中只剩下了三根柱子，但日军依托其周围的民居，构筑了一个环形防御圈。41团的士兵们逐屋争夺，用手榴弹和刺刀清除了每一个房间，付出的代价是营长阵亡，两个连长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