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动新工京城路演那天，会场坐满了人。

郑徽在北京路演上站的最后一排都加了三把椅子，有人在走廊里靠着墙听完全程。

路演结束当晚，意向认购总额就超过了五亿。

最后敲定的b轮估值落在了六十五元每股，比郑徽最初期望的六十元又高出不少。

认筹倍数超出预期太多，按照原先计划的融资额度根本不够分。

参与路演的几家机构私下碰了头，把额度重新分配了一遍，每家只能拿到最初报名的六成左右，没有一家退出。

六成就六成，先占住位置再说。

路演材料里提了独占供货协议，提到了跃动新工与开飞金属的材料绑定关系。

向周开飞定向增发的170万股，成了这份估值里最受关注的一块，是这次路演被人问得最多的一块内容。

产业司内部讨论过的内容，形成任何书面文件不会外传。但总会有一些东西，从某个会后的走廊、某次电梯里的对话、某个老同学的电话里，渗透到该去的地方。

有人在饭局上提了一句“领导那边看过一份报告”，又有人说了一句“这家企业的技术可能对高端制造的材料基础有系统性影响”。

这些话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听过，然后顺着各自的关系网往下淌，淌进了路演那间会议室的空气里。

他们自己也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收集到的信息碎片。

但这不是靠二手信息来推动的，而是基于各自在部委内部网络中的位置积累的感知，彼此之间能识别出共同的信息层。

当他们确认彼此都接收到同一个信号时，就能完成那个推论，而不需要任何一方提供直接的出处或佐证。

在路演结束的当晚，一个以产业资本为主的私人饭局上，有人把这件事点得更明白了一些：“跃动新工是目前唯一一家在公开层面和周开飞个人有股权关联的外部公司。如果那套材料真的能落地，跃动新工可能是最早吃到红利的平台。你们自己掂量。”

饭桌上没有人追问这条消息的来源，在京城这种场合，消息来源越清晰，价值越低。真正有用的是那些说一半留一半的话，是那些“我听到有人说”的引子，是那些点到为止的收束。

听懂了就懂了，没听懂的也不该再问。

这就是京城资本的运作逻辑。

他们是跟着整个决策系统的信号走。系统内部的一次评估、一次讨论、一次向上输送的报告，都会在他们所处的信息层级中留下微小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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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功酒会的地点，郑徽和柳易繁商量了三次，每次都以“再想想”收场。

京城的理由是现成的，路演刚在那边做完，这边的热度最高，能邀请到的领导规格也更高一些。

上海的理由也站得住脚，母公司跃动新工资本的办公地点在上海，字节系的核心资源也在上海，酒会放在上海，对后续的媒体曝光和机构关系维护更有利。

两个选项都有道理，怎么也定不下来。

第四次讨论是在电话里。郑徽刚下高铁，还在出租车上，柳易繁在办公室里翻酒店报价单。

“上海吧，媒体关系在那边更成熟。”

“京城的人脉很重要，那些人不是随便能约出来的。”

“上海的地理位置更好，江浙那边的投资人也方便过来。”

柳易繁突然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问一下开飞的意见？他毕竟占股不小。”

郑徽安静了一会儿，“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柳易繁用电脑拨通了周开飞的微信视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最后补了一句：“你更倾向哪个城市？”

周开飞想了一下，说：“如果办在江城的话，我会出席，其他地方我就不去了。”

柳易繁握着电话，愣了一下。郑徽在出租车上也顿住了。